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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楚‘郢爰’”的錢幣史意義
2017-10-19 11:22:50   來源:杭州日報    點擊:


“郢爰”金鈑二連

“郢爰”金鈑二連

春秋時期的貝幣

春秋時期的貝幣

  戰國楚地的“郢爰”,在中國錢幣史上是一個特殊的存在。其實不僅僅在楚幣中是特例,在錢幣的材料史、制造史上,也是一個特例。

  從“貨貝”到錢幣

  春秋戰國時期,是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時代,哲學史上的諸子百家學派林立,種種豐滿、種種璀璨,即是一個明證。由于諸侯割據,貨幣的形態體制也是百花齊放。在青銅時代發達的冶鑄技術帶動下,不同地區的鑄幣,其器形、重量、文字標志、貨幣單位、合金成分都不一樣。比如中原地區如三晉的貨幣形制,起源于農耕器具的鏟,稱“布幣”。北方和山東以東如燕、齊,貨幣形制起源于工具刀削,取其形稱“刀幣”。南方如湘楚地區的貨幣起源于青銅貝,故稱為“蟻鼻錢”,即貝形錢(貝幣)。中西部如秦貨幣外形起于農戶紡輪、又有擬之玉璧之說,故曰“圜錢”。而唐以后的外圓內方的錢樣,是在時代進程中慢慢形成的。這樣,我們可以把唐以后的銅錢看作是古代錢幣史的后半段基本形態;而把春秋戰國時期的各種錢幣形態,看作是一個生長、發育的“青春時期”。它的前源,是從商貝(天然貝如海貝、人工貝如獸骨貝、石貝)又稱“貨貝”開始,再到擁有青銅冶煉時代的青銅貝形錢。作為前者的依據,是在1976年河南安陽發掘距今三千年的商王武丁“婦好墓”時,在墓主周圍有15個殉葬奴隸和6000枚海貝,這就是貝錢作為財富的一個證明。在商代以前,比如在距今六千年的西安半坡原始村落遺址中,就未有私人財產的概念,也沒有以貝(財產)陪葬的現象。而作為后者的依據,則依海貝包括蚌殼貝獸骨貝玉貝石貝作為原始通貨的概念,在青銅鑄幣之初,也必然是以“貝”為形,號為“銅貝”。今存戰國楚銅貝有多枚,據說在1983年安徽臨泉縣一村民挖地得一陶甑,內有大量銅貝。而臨泉縣博物館征集收藏有3353枚銅貝。直到秦始皇時代統一幣制,才開始廢貝用錢,稱“秦半兩”;到王莽時期,又一度恢復用貝。直到今天,漢字中所有與財富財貨有關的文字,均以“貝”字為偏旁。正是這一上古傳統的孑遺。

  鑿著用的金鈑“郢爰”

  即使是在百花齊放的春秋戰國時代,因地域割據而有貝、布、刀、圜等多姿多彩的錢幣形制,終歸是逐漸走向定形的錢幣。但有一種錢幣,卻十分特殊地出現在我們面前。這就是楚“郢爰”金鈑。楚文王遷都郢,即今湖北荊州北江陵縣。古號“紀南”。紀南城從楚文王元年建都,到楚頃襄王二十一年棄城,歷二十王四百余年,成為楚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。而“爰”則是當時的貨幣重量單位,今天我們看到的一般有“郢爰”雙連、四連。但在古代,一大塊餅金二十連(印)或四十連(印)是原始形態。以此為中心,楚王在紀南城之外,又在楚雄、滎經兩地設官指定專人負責管理四川地區黃金的開采與長江東運。有此優勢,楚國的黃金庫存量極具優勢,遠超秦、燕、齊、韓、趙、魏諸國。

  “郢爰”即楚都之金幣,又稱“金鈑”“餅金”“印子金”。它與其他貝、布、刀、圜不同之處,是并無定型;是在一大塊扁平的金塊上鈐小印數十方,并排有序。使用時依印痕方圓之序根據需要鑿為碎塊,再行支付使用。鑿下金塊印痕越多,價值越大,應該是一種“稱量貨幣”的做法。據說西方的秦也曾把金鈑熔鑄為柿子餅形,稱為“柿子金”。也如楚之“郢爰”一樣,可以切割鑿下使用。

  “郢爰”的流通范圍

  “郢爰”的出土范圍,目前據統計,分布甚廣。安徽、河南、江蘇、湖北、浙江、山東、陜西均有發掘記錄。至今,已有700多塊出世,大部分是在春秋戰國的大楚國疆域之內。1982年在江蘇盱眙南窖莊出土的窖藏金鈑中,有一大塊“郢爰”為長方形,正面鈐印54個,半印6個,鈐印總數有60個,是目前所知的最大金鈑。

  楚“郢爰”出土范圍既大,又據已出土者作推測,涉及尚未出土深埋墓葬的應該也有相當數量,還有被改鑄、熔毀的那一部分;又在安徽壽縣諸地,發現各小塊“郢爰”中有編號,為鑄造時所記數字刻畫,有百、千、萬之記,證明當時楚金鈑的鑄造與流通,其總量極大。而據錢幣史專家們以為:春秋戰國時期,青銅鑄幣為主流,西秦之圜錢最常見,而三晉之鏟布之幣、齊燕之刀幣亦為當時通貨以供交易。而南蠻之地如吳、越,還有宋,則一直是用實物貨幣,如貝和稱量貨幣如金銀,但并無錢幣之定制。只有楚湘之地,一則通于巴蜀,出產金銀靠長江船運流通,貨貿自是興盛。二則楚地境內也盛產黃金,楚湘文化悠久,舟楫車馬,往來如梭,遂有戰國各地唯一以黃金鑄幣的輝煌記錄。金幣之名,始于楚,繼以秦,乃成中國錢幣史之一大淵藪矣!

  先進還是落后?

  當然,細細思忖,這楚“郢爰”之開始以黃金鑄幣,也不是非常精確的結論。因為鑄幣,或貝,或布,或刀,或圜,總須先有定制,首先是定量定形定尺寸大小以方便計算流通,這才是錢幣的要義,故國家對鑄幣一直是直接監控、視為禁臠,設立專門鑄制機構,他人不得染指,違者即被視為大逆。以此標準論,則楚“郢爰”卻無定形定量,亦無固定尺寸制度,一塊金鈑,大小不等、形制也不等。只是靠金塊上的鈐印數和面積、個數來計量。使用時鑿下多大面積?兩連、四連、五連、八連、十六連?臨時決定它的價值換算,隨機性很強,游移性很大,似乎又不是錢幣制度規定的必須定量計量功用,所以它又不像是正規的錢幣形態。與商周的海貝、骨貝、石貝、玉貝相比,差可混而同之;但比之同時代的青銅鑄晉布、齊刀、秦圜半兩的有定形定量,卻又處于較混沌的狀態;似乎也不算是一種先進體制。《竹書紀年》載“湯鑄金幣”,《管子》也載商湯以莊山之金、夏禹以歷山之金鑄幣,這“金”字或指銅而已,或兼指金、銅,但《管子》另有“黃金刀幣,民之通貨也”,著重在“刀幣”形制和“通貨”即定量流通交易之義,應該指真正意義上的錢幣。尤其在西周之初“太公為周,立九府圜法,黃金方寸而重一斤”。其描述更見具體,證明在文獻上,上古人對錢幣的功用是認識清醒的。雖然考古發掘未見西周有黃金貨幣,但據文獻,我們大致可以斷定一定會有。

  既如此,針對“郢爰”的存在,大致可以引出兩個結論:第一,以黃金為幣,是楚國優先于秦、燕、齊、韓、趙、魏諸國地區的特征:別家鑄銅,楚則熔金。在今天我們已習慣于以金本位為宗旨的金融財富錢幣觀念,楚“郢爰”在錢幣用材方面以金為重,相較春秋直至六國,具有明顯的先進性。第二,在以貝、布、刀、圜為定制的六國貨幣對比下,楚國的“郢爰”的金鈑鈐印隨鑿隨取隨用而不取定制的做法,卻又不符合嚴格意義上的錢幣形態。有點像明清小說中講唐宋故事有“大塊稱銀小塊稱金”之俗,這“大塊”“小塊”并非一定之規。既以不定量的金銀錠為貨幣,銀錠既無定量定規,臨時依需刻鑄,此十兩彼二兩,甚至還有散碎銀子的概念,當然肯定不是秦“半兩”、漢“五銖錢”、唐“開元通寶”以降銅錢“制錢”之有固定意義,這樣看來,它又不是先進的了,而是相對落后的錢幣史觀念了。先進和落后,就是這樣奇怪又和諧地混融在其中,這真是個有趣的楚“郢爰”。

  最后一個問題,在楚“郢爰”金鈑上并列鈐印并號為“印子錢”的現象告訴我們,在春秋戰國璽印史中,我們習慣于追究璽印的制作和藝術表達,卻還沒有想到在用途史、形態史方面,璽印尤其是戰國楚璽的使用,竟會涉及中國錢幣史,尤其是楚文化范圍內的貨幣制造史的內容。它還是以“取信”為目的;但它不是用于文書、契約訂立乃至簡牘封檢;而是用于金幣流通時的計量單位方式和特殊信用保證。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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